在罗马尼亚建立共产主义制度保加利亚遭遇惨败，欧洲赛场实力遭质疑的平博体育过程也许是野蛮的，但绝不是孤立的。各国历史学家在研究本国建立共产主义的经历时，与外国人的观点终究有所不同。例如，法国、意大利、捷克、芬兰在战后经历过大规模的共产主义民主运动，其领导人力求通过投票箱赢得权力。相比之下，希腊、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都经历过严格意义上的革命运动，以强行推翻传统权力架构为目标。在其他国家，共产党试图综合运用这两种手段来夺取权力保加利亚遭遇惨败，欧洲赛场实力遭质疑：外在的民主，内在的革命。借用东德共产党领导人瓦尔特·乌布利希（Walter Ulbricht）的话：“看上去是民主，但我们必须控制一切。”

　　然而，如果说战后通往共产主义的道路各不相同，那么，各国之间的共性还是要大于个性。东欧集团各国首要的、最为重要的共同点，就是它们几乎都被苏联红军占领过。尽管苏联始终坚持，他们的军队派驻当地仅仅是为了维持和平，但他们维持和平的方式还是带着政治暗示，就此而言，他们的政策无非是英军在希腊政策的反映而已。例如，在匈牙利，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恳求莫斯科不要撤走苏联红军，因为没有苏联红军，匈牙利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1948年2月，捷克共产党领导人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Klement Gottwald）同样请求苏联军事分遣队前移到捷克边界，以产生某种心理效应。3尽管苏联红军实际上并没有把社会主义强加给东欧民众，但这种心理暗示还是显而易见的。

　　伴随苏联红军到来的是苏联的政治警察——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叫内务部）。尽管动用苏联军事力量来建立共产主义统治是预兆多于现实，但苏联内务部却早已亲自插手，尤其是在战争进行期间。正是苏联内务部负责确保战线后方的政治稳定，因此他们获得授权，可以逮捕、监禁、处决任何被视为有潜在威胁的人。在表面上，他们的目的与英美行政当局在西欧的目的相同，防止任何内部冲突消耗前线资源，但他们及其地方机关以有条不紊的无情手段围捕和处置所谓的“政治不可靠分子”，这显然说明他们别有所图。

　　这在波兰尤其明显，波兰本土军（Home Army）成员被追踪、缴械、逮捕、监禁、流放。波兰本土军是有价值的潜在战斗力量，但在波兰自有其权力基础，同样不利于日后苏联对波兰施加影响。无论其说辞如何冠冕堂皇，苏联人从未把赢得战争作为唯一目的：他们始终密切关注他们所占领的那些国家的未来政治形态。

　　确保共产党支配地位的进一步方法是利用盟国管制委员会。战争结束时，盟国在所有前轴心国设立了这些临时委员会，以监督当地行政机关。派驻德国和奥地利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或多或少是美国、英国、法国、苏联平起平坐的，各方的争吵经常导致僵局，最终导致德国分裂。在意大利，盟国管制委员会被西方盟国支配。正好相反，在芬兰、匈牙利、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则是苏联支配委员会事务，英国和美国仅仅作为政治观察员列席委员会。

　　按照与前轴心国达成的停战协定，盟国管制委员会有权批准各国政府自行做出的政策决定，有权批准或者否决具体政府职务的人事任命。严格来说，这是为了确保民主原则得到贯彻，以免这些昔日的敌人走回支持法西斯主义的老路上去。然而，正是盟国管制委员会有权决定何谓“民主”。在芬兰和东欧，苏联经常滥用权力，以确保共产党的政策得到采纳，以确保共产党员被任命到政府的关键职位上。盟国管制委员会实际上成了王牌，每当地方共产党员发现自己的计划受到其他政治家的妨碍时，他们就亮出这张王牌。

　　最好的例子是1945年的匈牙利，由将近1000人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实际上成了平行政府。正是盟国管制委员会施压以在当年提前举行选举，因为他们相信，这将有利于共产党。但让他们意想不到的是，小农党（Smallholders Party）赢得了57.5%的多数票，盟国管制委员会支持共产党控制至关重要的内政部，从而妨碍了小农党自由组建新政府。苏联支配的盟国管制委员会同样干涉土地改革、书报审查、宣传事务以及清除战时官员，甚至阻止匈牙利政府成立某些不符合苏联计划的政府部门。

　　战争结束后，无论共产党在哪里掌权，他们都遵循同一套运作方式。最重要的是取得实权职位的任命。战争结束后，东欧各国最初都建立起联合政府，政府首脑经常并非共产党员。然而，真正拥有实权的职位，比如内政部，几乎都被授予共产党。匈牙利总理纳吉·费伦茨（Ferenc Nagy）曾经把内政部称为“全知全能的部门”，这是掌管警察和安全部队的神经中枢，有权签发身份证明文件，包括护照和出入境签证，有权给报纸颁发许可证。因此，这个部门能够对公共舆论和人民的日常生活发挥最大影响。利用内政部来粉碎反共情绪，并非罗马尼亚的特例，在战后东欧都是如此。在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2月的危机直接由人们对捷克内政部部长瓦茨拉夫·诺塞克的不满而引发，人们抱怨他利用警察部队来推进共产党的事业。芬兰内政部部长于尔约·莱伊诺公开承认，当警察部队受到清洗时，“出现新面孔是很自然的，在尽可能的情况下，这些新面孔总是共产党员”，及至1945年12月，共产党员占芬兰警察部队人员的45%~60%。

　　另一个重要的政府职位是司法部部长，他负责法官的聘用和解雇，负责从行政机构清洗“法西斯分子”。如前所述，在罗马尼亚，这是共产党控制的第一个部门。这同样是共产党接管保加利亚的关键部门。1944年9月，祖国阵线（Fatherland Front）在索非亚掌权，共产党利用司法部与警察的关系，把全国所有的政府职位都清洗了一遍。在三个月内，大约3万名保加利亚官员被解除职务，不仅警察和官员如此，就连牧师、医生、教师都是如此。及至战争结束，司法部授权的“人民法庭”（People's Courts）审判了11122人，并且判处将近1/4的被告人（2618人）死刑。其中，实际执行了1046个死刑判决，但非官方统计的处决人数从3000人到18000人不等。按照人口比例，这是欧洲各国最为激进、最为广泛、最为残酷的“正式”清洗行动，尽管保加利亚从未被完全占领，从未与区域内其他国家卷入全面的野蛮冲突。如此清洗的原因仅仅在于，其他国家的知识分子阶层已经被盖世太保或者当地机关完全摧毁，而在保加利亚，共产党只能亲手完成任务。

　　在其他国家，还有其他值得争取的部门，如捷克斯洛伐克的信息部和波兰的宣传部，因为这些部门控制着流向公众的信息流。在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如同在罗马尼亚那样，农业部也是很有价值的部门，因为共产党很快认识到，大可以通过土地改革来争取新成员。前文已经阐明，在意大利南部，共产党是如何通过发动土地改革而迅速发展壮大的。在东欧，他们能够得到更多：他们不仅能够修改法律，而且能够把那些没收的大地产或者德意志家庭逃亡后留下的地产，直接分配给农民。他们确实获得了数百万农民的支持。

　　如果说共产党在追逐国家权力，那么，他们同样追逐地方权力，只不过他们总是着眼于如何利用地方权力来推进他们的全国事业。战后欧洲各国政府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持经济运转，这意味着保持工厂和煤矿运作，确保货物能够被运送到全欧洲。因此，为了牢牢控制工业和交通，共产党向工会和工厂里的工人委员会渗透。通过这种方法，当全国领导层需要一场“自发行动”以展示民众支持、反对政治对手时，共产党能够组织起大规模的罢工。在捷克斯洛伐克，这种形式的游行示威让1948年2月的危机看起来如同真正的革命。在所有从属于东欧集团的国家，如同在法国、意大利、芬兰，为了达成公开的政治目标，工人们经常上街罢工：在持续徘徊于饥饿边缘的欧洲大陆，控制了劳动大军，就控制了极为强大的工具。

　　正是这种对大众动员的渴望，催生出共产党的另一个主要目标，那就是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招募党员。战争结束初期，欧洲各国共产党都不太关心党员成分。他们招募暴徒恶棍和罪犯刑徒，他们发现这些人很适合安排到新近建立的安全组织之中。同样，他们也招募前政府成员，这些人简直喜出望外，因为这样他们就能避免受到战争罪行审判了。财阀、商人、警察、政客甚至教士都蜂拥加入共产党，作为逃脱通敌卖国指控的最佳政策保障：法国人有句谚语，“为了洗白自己，干脆染成红色”。还有许多“同路人”加入共产党，仅仅因为风向哪里吹，他们就向哪里倒。然而，即使算上这些人，还是无法充分解释为何中欧和南欧共产党人数呈现急剧增长。1944年，当苏联坦克逼近罗马尼亚边界时，布加勒斯特城内只有大约80名共产党员，全国也不到1000名共产党员。四年后，党员人数达到100万，增长了1000倍。在匈牙利，一年之内（1945年），党员人数从仅约3000人增长到50万人。在捷克斯洛伐克,1945年5月有5万名党员，三年之内增长到140万名党员。在这些新党员当中，很大部分肯定是真心实意的狂热支持者。

　　在扩大自身权力基础的同时，共产党也极力削弱对手的权力基础。其中一种方法是通过媒体中伤政治对手，通过苏联审查机关，通过共产党在媒体中日益壮大的力量，他们能够控制媒体。例如，在捷克斯洛伐克，1948年2月的危机期间共产党控制了电台，确保了克莱门特·哥特瓦尔德的演讲和发动大规模游行示威的号召能够街知巷闻保加利亚遭遇惨败，欧洲赛场实力遭质疑；相比之下，其他党派对全国发出的呼吁却无人知晓，因为造纸厂和印刷厂的工会会员让这些党派根本无法印刷报纸。在几乎每一个东欧国家，工会成员都发起类似的“自发”审查。

　　由于不可能一劳永逸地中伤所有对手，欧洲各国的共产党都开始采取蚕食政策。匈牙利人称之为“切片战术”，一点一点地排除掉竞争对手。每次都选出一小群人，要么被指控通敌卖国罪，要么被指控其他罪行。在这些人当中，有些人的确是通敌卖国者，但许多人是因为捏造的罪名而被逮捕，如波兰本土军的16位领导人（1945年3月被逮捕）、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克鲁斯图·帕斯图霍夫（Krustu Pastuhov，1946年3月被逮捕）、南斯拉夫农民党领导人德拉戈柳布·约万诺维奇（Dragoljub Jovanovi，1947年10月被逮捕）。

　　然后，共产党会致力于离间对手。他们会试图中伤其他党派的某个宗派，迫使其领导人放弃这些宗派。或者，他们会邀请对手加入他们，组成联合“阵线”，让信任共产党的人与不信任共产党的人产生裂痕。这种战术在对付共产党最强大的左派对手时尤其成功，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都深受其害。最后，随着分裂越来越严重，共产党会鲸吞这些党派的残余部分。在东德、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波兰，社会党最终都被并入共产党。

　　尽管使用了这些灵活机动的手段，但在欧洲，没有一个国家的共产党能够通过投票箱获得足够的支持，进而赢得绝对权力。甚至在捷克斯洛伐克，在1946年，他们赢得了引人注目的38%选票，但他们还是不得不与反对派组成联合政府。在其他国家，选民支持度之低经常让共产党感到吃惊。例如，1945年10月，在布达佩斯市政选举中，共产党遭遇惨败，这场惨败被视为“灾难”，共产党领导人拉科西·马加什瘫软在座椅上，“面如死灰”。他错就错在自欺欺人地相信共产党大受欢迎的宣传报告。

　　面对广泛质疑，共产党只好诉诸武力，开始时是运用秘密手段，后来则是公然运用恐怖手段。来自其他党派的、大受民众欢迎的竞争对手，遭到威胁、恐吓、逮捕，罪名则是所谓“法西斯主义”的不实指控。有些人则离奇地死于非命，如捷克外交部部长扬·马萨里克（Jan Masaryk）于1948年3月从外交部大楼的窗户摔下来。还有其他人，如保加利亚最有号召力的反对派政治家、保加利亚农民民族联盟的领导人尼古拉·佩特科夫（Nikola Petkov）则受到非正规法庭的审判，并被处决。还有许多人，如匈牙利的纳吉·费伦茨和罗马尼亚的尼古拉·勒德斯库因为受到威胁而最终逃往西方。不仅反对派领导人深受威胁，全面发动的国家恐怖让每一个反对者都深受威胁。例如，在南斯拉夫，秘密警察头子亚历山大·兰科维奇后来承认，在1945年执行的逮捕行动中，有47%是不公正的。

　　在这轮镇压期间，整个东欧地区的选举都迅速变成骗局。“不受欢迎”的候选人直接从选举名单上被划掉。其他政党与共产党被划入同一个“集团”，选民根本无从选择。选民在投票站也遭到秘密警察团伙威胁，以确保投票并非匿名进行。当所有手段都不奏效时，那就对投票结果做手脚。结果，共产党及其盟友最终“赢得”了根本不可能赢得的选票：在保加利亚是70%（1946年10月），在罗马尼亚是70%（1946年11月），在波兰是80%（1947年1月），在捷克斯洛伐克是80%（1948年5月），在匈牙利是荒唐的96%（1949年5月）。

　　如同在罗马尼亚，共产党只有在完全不受挑战地控制政府的情况下，才会说出他们真正的改革计划。在此之前，他们在欧洲绝大多数地区的国家政策总是相对保守的：土地改革、对所有人模糊地承诺“平等”、惩罚战争期间做坏事的人。从1948年开始（在南斯拉夫还更早），他们开始揭示更为激进的目标，如商业国有化、土地集体化，如同在罗马尼亚，共产主义欧洲的其他国家都走上了同一条道路。大约就在此时，他们开始为之前的行为找理由，包括制定反人民的法律，重启他们已经摧毁的行政机构。

　　这幅拼图的最后一块是展开恐怖的内部清洗，从党的架构内部清除所有潜在威胁。就这样，最后一点多元化的痕迹都被抹去了。持有独立见解的共产党员，如波兰的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和罗马尼亚的卢克雷丘·珀特勒什卡努都被赶下台，甚至被监禁和处决。由于苏联与南斯拉夫决裂，曾经支持铁托的人都被逮捕、审判、处决：就这样，阿尔巴尼亚前内政部部长科奇·佐泽被除掉，同遭厄运的还有保加利亚共产党前领导人特莱乔·科斯托夫（Traicho Kostov）。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整个东欧都陷入了恐怖的清洗，可谓人人自危。1948~1953年，仅仅在匈牙利，这个人口不足950万的国家，就有大约130万人受到审判。将近70万人受到官方惩罚，超过总人口的7%。

　　上述事件，与战前20年几乎压垮苏联的同类运动如出一辙，这绝非巧合。因为20世纪90年代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日益表明，正是苏联在背后操纵。现在已是证据确凿：只要读一读战后莫斯科与后来的保加利亚总理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的往来信件就知道，苏联外交部部长实际上在口述保加利亚的内阁人员构成，由此可见苏联干涉东欧国家内政的严重程度。

　　从苏联红军进入东欧时起，斯大林就决定，确保在这里建立如同苏联镜像的政治制度。在与铁托的副手米洛万·吉拉斯的对话中，斯大林说出了一段名言：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过去的战争不同，因为“谁占领了一片领土，谁就能够把自己的社会制度，移植到这片领土上去。人人都会在自己兵锋所及之处，移植自己的制度”。苏联红军的存在，肯定有助于确保整个东欧地区建立起共产主义制度，但正是共产党政治家、苏联及其盟友的残酷无情，造就了这种逻辑结果。通过使用恐怖手段，通过对任何反对派的毫不留情，他们不仅在苏联与西方之间创造出一片战略缓冲地带，而且创造出一系列苏联的复制品。